第252节（1 / 3）

王守仁在总督衙门两名副千户的带领下走马上任。

要解决税粮征缴不利的问题，首先就要了解明朝的税粮是如何征缴的。

洪武四年，当时太祖朱元璋发明了一项制度叫‘粮长制’。

朱元璋经历了元末那段地方官吏横征暴敛、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黑暗岁月，所以他一直认为贪官是贫苦农民最大的祸害。当了皇帝以后，他就想到了这个粮长制：大体上，就是在每县选取数量不等的正副粮长，以田土最多的大户为粮长，命他们督收税粮，解送官府。

《明实录》记载：以良民治良民，必无侵渔之患矣。

当然我们后来知道所谓的良民，其实大多数也全都是王八蛋。

但一开始这个办法很管用，一来大户知道朱元璋这种开国皇帝是个猛人，所以他说的话管用，而且粮长有一种‘别把村长不当官的味道’在里面，总归他是有些小权利的。

此外，《明实录》也记载，朱元璋对于粮长犯罪的态度是会减免一等的，叫“粮长有犯，许纳钞赎罪”，说白了就是花钱消灾，这一点对大户自然有吸引力。

所以当时的大户趋之若鹜。

但是到成化年间以后，粮长制就开始出现混乱，原先是大户当粮长，后来是大户不愿意当，把这个职位硬推给了中下贫民去当。

原因很简单，

土地兼并以后，老百姓越发贫穷，大户发现，自己忽然收不上粮食了！

这就和催缴方式无关了，就像你借钱给一个好但是穷的人，你问他要钱，他态度极好，可就是没钱，你有啥办法？

但官府的官员都有催征税粮的政治压力，有的时候很多官员也是‘我死之后那管洪水滔天’的态度，反正到时间他就去找粮长。不管你什么办法，你把自己辖区内的税粮给老子交出来。

所以说，粮长这个职位就成了一个赔钱货。

某种程度上，明朝中后期岁入不断下降，也是和粮长制的瓦解有一定的关系。

基本上就是穷人收穷人，能收出什么东西来？

穷人也没有那个力量去大户那里收到粮食，人家几个家丁，把你拖过来打一顿都行。

这样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拖欠税粮。

所谓皇权不下乡，其中一个体现就是朝廷该收的税都收不上来。

王守仁到了福州，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。

他可以去逼闽县、侯官县、古田县等县的知县，这些知县也可以去逼粮长，但回头一看，其实粮长自己穷得揭不开锅，吃饭都成问题，谁给你去催征欠粮？

“以往呢？以往也该都是这些粮长吧？去年、前年的税粮是如何征缴的？”

王守仁问的是他的前任知府傅纪华。

傅纪华留得是山羊胡，他捋了一捋说道：“以往……其实福州府的税粮也已经不够了。各县在百姓当中所能征收到的也就十三万石左右，不同的年份会有不同的缺口，到那时官府再与大户协商，写下借条，借上一些，就这样凑凑。”

洪武六年时，朱元璋将府分为三等，纳粮20万石以上的为上府，20万石以下的为中府，10万石以下的为下府。

福建府，是个中府。每年纳粮约16万石左右。

顺嘴说一句，苏州府一年税粮可以达到250万石，松江府可以达到95万石。湖州、杭州分别能有40多万和20多万。

所以为什么老说朱元璋对这里征税重……确实很重。苏杭周边几个府加起来确实是明朝岁入的一半左右。

弘治后期的岁入持续转好，现如今一年也就2800万石左右。毕竟弘治六年、九年，苏松河道都被刘大夏给治理过。

言归正传。

傅纪华说道：“福州府一共10县，各县税粮基本是一万余石，如今收齐的不多。”

“原因呢？”

这个话怎么讲……

“现在看起来是老百姓在抗拒……但是……”傅纪华眼看总督、布政使再到天子钦点的王守仁等都到福建了，心里头也想着靠近些，便将实话说了出去，“但是我想，应当是有官府和大户在合谋，一是说出今年要还上过去欠的税粮，二是也不再新借了。如此今年各县要收的税粮数量大增，几乎是一年要征两年的量。”

“如此大的数额说出去，百姓自然是不愿意。报到下官这里来的，就说刁民太多，税粮收不上。后来下官也去了解过，各县是在故意激得老百姓反抗，反正他们就说今年要多收，但实际上催缴并不出力，雷声大雨点儿小，上面问起来，就说百姓不愿意，大概也是在等着看，我们要怎么把粮收上来。”

王守仁略微沉吟，“原来是这样。如此一来，咱们要是强征，则必会引发民怨，民怨大了，朝廷怪罪下来谁也吃不了兜着走。要是不强征，以如今的民意是收不上来的，尤其是他们出工不出力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人性趋利避害，粮长指望不上，官府指望不上，大户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