饥饿的盛世（出书版） 第9节（3 / 8）

王先谦说：“高宗皇帝……成两朝未竟之志，准回平而北无汉世匈奴之患，金川定而西无唐代吐蕃之扰，保世恢基，其极于无外。”（王先谦《虚受堂文集》卷二，《东华录序》）

除了驱敌拓土之外，平定新疆的另一个意义是它标志着乾隆盛世达到了“全盛”。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个盛世，人们通常称为“康乾盛世”。事实上，康熙和雍正的统治还称不上完美。直到新疆战争之后，清王朝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，进入无可挑剔的“全盛”。

平定准噶尔战争之后，“盛世”“全盛”等词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清朝臣民口中。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这场战争与“全盛”联系在一起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皇帝统一新疆的功绩说：“觐光扬烈，继祖宗未经之宏规；轹古凌今，觐史册罕逢之盛世”。（《素余堂集》卷二四）意思明确地说，新疆战争使乾隆超越了祖宗。乾隆自己也宣称，“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，国家势当全盛”，（王先谦《东华录》）“方今国家全盛，府库充盈”。（乾隆《圣训》卷一零六）西域战争和府库充盈是乾隆宣布“全盛”到来的两大理由。从此之后，“盛世”就成了清帝国文件中不断提及的词汇，其频率之大甚至达到令人厌烦的程度。及至乾隆晚年所编的《八旬万寿盛典》，“盛世”二字居然出现了七十余次。

确实，以统一新疆为标志，大清帝国的统治攀上了历史的高峰。这一高峰，悬绝于历代的治绩之上。

第一，乾隆朝几乎消灭了对最高权力的所有威胁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。

历史上威胁皇权的势力有以下几种：一是敌国威胁，二是农民起义，三是权臣专政，四是太监擅权，五是后妃干政，六是外戚乱政，七是朋党之争，八是地方割据势力。这八种势力在历代都此起彼伏，兴风作浪，从来没有被彻底平息过。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时期，也仍然存在敌国、权臣和朋党的阴影。康熙朝前期，索额图和明珠一度权倾朝野，“是时索额图、明珠同柄朝政，互植私党，贪侈倾朝右”。（《清史稿·索额图传》）康熙朝后期，各皇子纷纷与大臣勾结，朝政一片混乱，以致康熙甚至担心死后可能会出现全国性内战。雍正朝初期，由于雍正喜怒不定、大起大落的个性，先后培养出年羹尧、隆科多两大权臣。年羹尧应召回京，“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，年策马过，毫不动容。王公有下马问候者，年颔之而已。至御前，箕坐无人臣礼”。胤禛不得不罗织九十二条大罪将其除掉。雍正晚年，又形成鄂尔泰、张廷玉两大朋党。只有乾隆总结吸取历代统治经验，以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，对内缜密阴柔地化解了鄂张朋党，对外积极主动地消除了敌国力量，把这八种威胁化解到近乎无影无形的程度，确保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政治纪律的高度严明。没有一个大臣，敢于在皇帝面前造次；皇帝一声令下，举国战栗。历史上真正做到了“乾纲独揽”的帝王，唯乾隆一人而已。

第二，经济总量巨大，国家财力雄厚。

一直到乾隆辞世之际，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。据统计，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，超过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。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，是英国的八倍，俄国的六倍，日本的九倍，比刚刚建国的美国更不知要多多少倍。（《大国的兴衰》）虽然大清王朝不重视对外贸易，但仅凭其庞大的经济总量，它仍然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力量。《白银资本》中说：“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，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，也占据支配地位。”

由于经济总量巨大，乾隆时代雄厚的国家财政储备与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，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，也堪称达到了顶峰。康熙朝库存银最高额是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的4900余万两，通常存银为3000万到4000万两。雍正年间库存银最高额是6000多万两，最后几年为3000万两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前，通常存银也是此数，二十年后达到4000万两，以后持续增长，三十年（1765年）达到6000万两，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超过7000万两，此后一直在7000万两以上，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存银7800万两，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竟至8000万两。乾隆朝财政收入达到最高峰，是“盛世”的标志之一，也是减免钱粮的经济基础。

第三，军事力量强大，国际地位高高在上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统一新疆后，中国疆域极盛，北起萨彦岭、额尔古纳河、外兴安岭，南至南海诸岛，西起巴尔喀什湖、帕米尔高原，东至库页岛，领土面积1453多万平方公里。（《中外通史》）环顾四周，近郊诸邦，皆为属国，“通译四方，举踵来王”，不但传统属邦更加恭顺，葱岭以西，巴达克山、浩罕、安集延、左右哈萨克、布鲁特等，都纷纷遣使来朝。“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，悉为我大清臣仆，稽之往牒，实为未有之盛事”。（《清高宗实录》）就是汉唐时期，也没有如此气派恢宏，威震遐迩。《洪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