饥饿的盛世（出书版） 第14节（4 / 7）

案，搞臭杨名时的名声，把他从“真道学”打成“假道学”，以杀一儆百，打击大臣们的“自为之心”。所以他秘密授意审案官，在审问时，对杨名时极尽挖苦打击之能事，力求使杨名时出“洋相”。

雍正认为，一杀掉杨名时，有可能使杨名时成为“比干”，遂了他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的心愿。所以对付杨名时此等“种类”，重要的不在“治其身”，而是“治其名”“治其假誉”，不择手段地恶心他、作践他，让他“假道学，真光棍”的“丑恶面目”大暴露，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确实虚伪可鄙，也让他本人都自惭形秽，精神颓丧。承审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，不仅让当堂观审的“闻而笑之者亦甚多”，（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）而且整得杨名时哑口无言，低头认罪。

乾隆之审问尹嘉铨，其灵感完全来自此案。乃父乃子，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雍正对待大臣之严酷苛刻，本已经登峰造极。乾隆又青出于蓝，后来居上。为了保证大权独揽，乾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，造成皇帝高高在上，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，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、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。乾隆朝大臣的地位，比雍正朝，又有大幅降低。

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、功臣、忠臣的出现。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、田文镜、隆科多等为“国家伟器”“朕之功臣”“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”“真圣祖皇考忠臣，朕之功臣，国家良臣。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”。

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：“奸臣”固然并非国家幸事，“名臣”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。乾隆认为，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。“名臣”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，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。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扶国家之将倾，挽狂澜于既倒。但同时，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。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，史评大抵功大于过，他却大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大臣强辞立威，逆行罔忌，实为弁国纪。神宗竟尔任其施为，虽童昏不应若是。”

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《名臣言行录》的影响，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“名臣论”。他说，“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，无名臣亦无奸臣”，“乾纲在上，不致朝廷有名臣、奸臣，亦社稷之福耳”。如果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，已非国家之福”。意思就是，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，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，同时，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，只可以有唯命是从、办事敏捷的奴才。

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，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，冷起来一块冰，热起来一团火。严肃起来，谁也不敢喘气；高兴起来，有时又没大没小。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：“好事好事！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！”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：“从来君臣之遇合……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……总之，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，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！”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，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、视如朋友、信任不衰的一面。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。

但乾隆却极重君臣之别，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，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。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。

对于大臣的“好名”之习，乾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。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：“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，遇事苟且掩饰，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，必不能逃朕洞鉴，恩再邀宽典也。”

在打击限制大臣“好名之习”方面，乾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，还有所创新。

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，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，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、立碑、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。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，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“概行扑毁”，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。在他的严令下，全国各地纷纷将康、雍以来所建祠堂、石碑摧毁，仅云南、山西两省，就近六百座。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、光荣、正确，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。乾隆皇帝所需要的，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，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四月十七日，尹嘉铨案审结。在“妄比大贤，托名讲学，谬多著述，以图欺世盗名，又复妄列名臣，颠倒是非，隐启朋党之渐”的罪名之外，乾隆还审得尹嘉铨犯有许多其他不可饶恕的“大罪”：

尹嘉铨在书中写有“为帝者师”四个字。乾隆嘲笑他学习浅陋，让大臣们评论，他“能为朕师傅否”？

尹嘉铨自号“古稀老人”，“古稀”二字典出杜诗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。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，自称“古稀天子”，又写了《古稀说》颁示天下，把“古稀”垄断了。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，被认为是“僭妄”。

乾隆十分欣赏明太祖废除相权之举，认为这一划时代的创举，大大提高了君权的稳定性，实在是造福百世万代帝王，因此，他十分反感人们把清代的大学士习